附录5*

（纪实文学）

        对老外的印象之一是他们大都有点儿小气甚至“吝啬”。凡与老外在一起“联合”消费，“埋单”自然都是我的份儿，最多赢得老外一句“慷慨”提议：“Let’s go dutch”（各付各）。各付各在国人的心目中是万万使不得的，于是习惯成自然，买单成了我的义务和专利。想想这也合情合理：一来我所结交的老外少有大款，也许比我还囊中羞涩；二来他（们）是来自异邦的远客，我当尽东道之谊。

        说老外大都小气还可举出许多事例来佐证。一位叫尼尔·彼可夫（Neal Picov）的加拿大朋友是我家常客。我家与大多数已入温饱线的寻常百姓家一样，寒窑虽破却不乏吃喝和热情，他每次来都要被我好客的母亲招待得酒足饭饱。有时深更半夜他也会蹬辆破山地自行车穿越大街小巷突然敲响我的家门，偶遇我不在家他还会与我妈两人用手比划着配上“洋腔洋调”（我妈跟老外说中国话时总自觉不自觉地也按对方那变了调、憋着脚的“洋腔洋调”说）聊个没完没了。按我们的习惯，走亲戚串门总要带上点与这餐招待大抵价值相当的礼物才心安理得。可屈指算来，彼可夫总共也就捎带过两次小礼物：一次是两张加拿大明信片，一次是大约什么人曾送给他的一小纸盒龙井茶。给我妈印象最深刻的是又一位加拿大朋友—-罗尼·斯蒂文（Roney Steven），他第一次来我家做客就没忘了捎上一瓶葡萄酒。尽管只是一瓶价值仅几元的青岛产葡萄酒，却也着实让我妈念叨了好一阵子。

        老外也有慷慨解囊的时候。记得一次一位外教病重卧床，也没想到去看医生。我想大约是他以为中国跟西方国家一样医疗费高昂，他一个收入微薄的异国打工仔恐难支付得起。当我从电话里听到他有气无力的声音，当即问明了病情带上药品与我妻妹（正在跟他学英语）一起去探视。一见眼前真是一片凄凉：他面容憔悴，胡子拉碴，满屋狼藉。我们赶紧为他烧水喂药，收拾屋子。他稍好一点，就打电话叫来了跟他要好的一位英国帅小伙。两人嘀咕了一阵后，执意要请我们的客。我想大约是患难之中见真情，他们要采取中国方式来答谢我们。恭敬不如从命，我们只好应允来到一家小酒馆。那位叫理查德（Richard）的英国帅小伙身高1.86m，说他形象赛过阿兰•德隆也不为过，尤其是他表现出难得的慷慨大方：点了七、八个菜，十瓶啤酒（大约是按四个人的西方标准消费量）。病人自然食欲不佳，我和我妻妹食量不大又不沾酒。这可难为了理查德。他一再宣传他们西方人点多少吃多少不浪费的习惯，力劝我们多吃多喝。我们的回答是吃不了就算了，我们领情就是了。可理查德皱皱眉头，硬是硬着头皮一个人吃完了７０％以上的菜肴并喝光了差不多９瓶啤酒。亏得他身大海量没胀出毛病来。

        有了这次经历，算是领略到了一点老外们的花钱消费习惯，再遇这样的机会就应注意按“需”定“供”了。可不经意还是犯了一次同类错误。与我过从甚密的那位彼可夫经我介绍进了一家四星酒店任大堂副理，收入比当外教高出许多。一次他突然提议要设宴答谢我。想到过去总是我请他，让他为我破费一次也受之无愧，于是便欣然前往，还带上了一位英语说得挺棒的同事以活跃气氛。席前点菜自然要相互客套地推辞一番，最后交办给了我那位同事才算达成协议。那位同事也许不知该老外买单而一下子点了好几个档次不低的菜，其间我明显看到了彼可夫脸上的不悦才予以打住。席毕眼见桌上不少的剩菜，彼可夫有些依依不舍，出了门还返身背着服务员揣走了一瓶已开了盖的行吟阁啤酒（开了盖不能退）。

        说老外们大都吝啬也许有些过份，但他们的的确确不如我们中国人慷慨大方。值得反思考量的是：他们的“吝啬”是不是“吝啬”得全无道理，我们的慷慨是不是慷慨得全都在理。但至少有几点颇值得我们国人借鉴：豪爽慷慨不失为一种传统美德，但也不必勒紧裤带去绷面子，实事求是地去表现自己不见得就那么可怕；丰盛的招待有时是必要的，但何必铺张浪费，“吃不了兜着走”也并不“掉底子”；与人共餐是一种乐趣有时还是一种需要，但为了省去埋单的尴尬（这往往是一种说不出口或说出口来却“口是心非”的尴尬），似可倡导时称“AA制(Algebraic Average /Acting Appointment)”的“各付各”。 

* 原载1996-09-23《长江日报》，题图为笔者及其儿子、侄子与Picov在武汉家门外的长江大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