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4*

      冬末春初的夜晚。人们虽然已经从空气中感受到愈来愈浓郁的春意和大自然重新勃发的生机，但刚刚笼罩过大地的寒流还没有完全退去，至少在人们的肌肤上还留有余寒和尚未痊愈的冻疮。可是她已经深信严冬就此一去不复返了。自丈夫从牛棚回到书房，他们重又获得了他们曾一度失去的一切：荣誉、地位、高薪、套房…尤其是曾经带给他们灾难的丈夫在五十年代中期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设想，最近不知被哪双慧眼从旧书刊堆里发现，他一下子又成了经济学界引人注目的人物了。登门请教的，采访的，约稿的，聘请讲座的，简直应接不暇。经历过严冬的人倍觉太阳的温暖。她觉得他们幸福极了。

      可是身为经济学教授的丈夫并没有这样乐观。当妻子把热腾腾的晚餐端到了他面前，他便轻轻地抓住她那双纤瘦干枯的小手，习惯地环顾了一遍前后上下左右，用压到最低限度的声音问：

      “老夏，你…听到了…什么风声没有？”

      一小时前还和丈夫一道送走过拜访者的主妇仍沉浸在一种兴奋的情感里。她印象中大约是开市理论讲习会那几天刮过四到五级北风，他还因此而请了会假哩。这几天一直是风和日暖。她侧耳听了听，得到了证实，于是满有把握地摇了摇头。

      “那…你觉察到什么动向没有？”

      “嘿嘿，老吴，”妻子歉意地笑笑，“从牛棚回来后，我就不太注意天气预报了…”

      “咳—-”丈夫把手和头同时同方向迅速摆了几摆，“我说的不是自然气候，是政治气候—-！”他把最后一个字变成了喑哑的高音。

      “政治气候？”敏锐的她蓦地意识到了这场谈话的严重性和严肃性。就像从伊甸园突然回到了凡间，她简直有点儿无所措手足。

      他站起身来查看了一遍房门是不是拴牢了，回过身紧凑着坐着的妻子，艰难而又笨拙地蹲下来，用天地间绝没有第三者能听得见的声音，缓缓道出了自己的忧虑和不安：

      “老夏，我总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来得太快了。五七年开头那阵儿理论界也是够活跃的。我当时本着自己的良心正直和年轻冲动，对经济体制问题谈了点看法，结果差点儿被打成右派。得了那次教训后，我已经十分小心谨慎了。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来，我又首当其冲。这十来年运动没间断过，对我们这样的人每每要来一次老账新算。这已经成了一条必然规律。我担心，现在让我们放，到时候是不是又要来一次—-”

      他蹩扭地做了个收网的动作，扶着她慢慢直起他那永远也直不了的瘦小干瘪而佝偻的身躯；一双可怜巴巴的老眼里，流露出诚实而惶恐的目光。

      妻子是绝对相信丈夫的。她在三分钟以前的幸福飘飘之感顿时烟消云散了。蹲牛棚，遭歧视，丈夫视为生命的藏书和手稿被戴红袖标的人扔进熊熊火堆，小外孙被伙伴们骂作狗崽子…刚刚淡忘的这件件心酸往事重又历历在目。她从丈夫手中抽回自己的手，擦了擦湿润的眼睛，再把他的一只手抓在自己手里，就像慈祥的妈妈爱护孩子似地抚慰道：

      “老吴，不要尽往坏处想。只要我们处处小心些，灾祸还能找到我们头上？！”

      当下夫妻俩定下了妙计：对那些求教的、采访的、约稿的、发聘的、一律托病谢绝。至于今后嘛，那就到了今后再说。只要在笔头上不出问题，谁又能奈何得了他！

      他们为应付最坏的情况做好了可能做好的一切准备。可是在他们的脸上再也看不到轻松自然的笑容了。妻子巧手做出的排骨汤再也不扑鼻可口了。一顿在物质上绝对丰盛的晚餐由于主人的精神忧郁而失宠了。

      第二天起床，丈夫的情绪好多了。妻子想，大概是早晨的新鲜空气使他头脑清凉了些，于是她再打开了两扇窗。

      可是她下午下班回来，看到丈夫的面色比先前坏了十倍。

      “我的老宝贝，是不是我打开窗户让你着了凉？”温柔的妻子十分心疼加十二分后悔，慌忙放下手里的提包，雀跃般地把每个门窗关得严严实实。

      “快，快把棉大衣披上！”

      “快，我送你进医院！”

      “…？”

      他只是无动于衷。她怀疑他是不是已经休克—-不，他呆滞的双眼流露出无限的绝望和无名的悲哀。他终于开了口，慢慢挤出每一个像铅块一般沉重的字来：

      “老夏，我又接到通知了。”

      “什么通知？”她一点也摸不着头脑。

      “今天上面派人来通知，要我收拾一下，明天一早就去。”

      “去哪儿？”

      “去集中。”

      “集中干什么？？”她的每一根神经都紧张到了快要绷断的程度，同时心里已经不由自主地暗暗做起了祷告—-这是所有纯朴的贤妻良母（即使是无神论者）为排除噩耗而作的最后努力。

      “还用说吗？”因为先前他把一切都想过一遍了，所以此刻他已经非常平静。大概是那场周而复始的不断革命又降临了，那么对他的那一桩陈罪的周期性清算也就理应得再来一遍。这是合乎逻辑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他的声音里已经没有忧伤和恐惧了：“我在十年前不就是这样去的吗？”

      是的，那一次来人也是不露半点声色，只是客客气气地要老吴收拾一下日常用品，多准备点换洗衣服，第二天到革委会礼堂集中。结果去了才知道自己进了一个被隔离审查的专政队，一待就是三个年头。他后悔当时没听来人的话多带点衣服。要不是后来妻子苦苦哀求着送来点穿的盖的，老吴那身子骨早已成了冻死骨了。

      看来这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了。不管是去专政队，还是劳改队，反正都是去“集中”，至少也得一年半载，说不定…想到这里，妻子打了个寒颤，一阵恐惧淹没了她心灵中所有美好的希望和幸福的憧憬。她再也控制不住心酸的眼泪。她要在和丈夫分别之前在丈夫面前哭个够。她用当年向年轻丈夫撒娇调情的方式来尽情发泄自己的悲哀—-她忘形地扑倒在丈夫怀里，热泪沾湿了他的胸襟。

      丈夫表现得十分坚强。为了宽慰患有冠状动脉梗塞症的妻子，他尽量拿出大丈夫的气派—-

      “没事儿，没事儿。”他一面用右手拿着手绢去给她擦眼泪，一面偷偷用左手敏捷迅速地拭了拭自己的受到对方感染的眼角。“好在这次我早有预料，没有随便多说真话。至多再去交待交待老问题。…万幸，万幸啊！幸亏我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篇新作没有轻易拿出手，现在还来得及把它寄存到女儿家或立即销毁掉，要不，就…”

      恰恰当晚他们的女儿带着小外孙来看外公外婆。三代人抱头痛哭了一场。外公抱着虽然莫名其妙但却没少流眼泪的小宝贝亲了又亲。娘儿俩在一边默默地为老头子收拾行李。这一次他们接受了从前的教训，穿的、盖的、用的、吃的，洗的，样样齐备而且尽量充足，共计两只皮箱两只纸箱一只网袋又一个大背包。

      一切准备就绪，谁也不愿意睡去和离去。他们一直默默地待到天明。

      最恼人的是，来接他的不是卡车，而是一辆北京牌吉普。这样一来，他的大堆行李就自然给撇下了。当然，都只有老老实实的份儿，谁也不敢表示半点不满。老夏只是在心里嘀咕：不许带生活用品，准是去坐牢，或是上刑场，但愿是前者！

      若干天后，老吴教授在首都的一个招待所里得知：他正式当选（其实是被任命或被指派）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啦!—-天哪！这不是祸，这是人生最高的荣誉和幸福呵！可是，我们这位不幸的代表此时却顾不上享受这份神圣的荣誉和幸福，他担心着妻子刚刚复发的冠状动脉梗塞…

      笔者忠实地记录了这个过去了的故事，尚待加进自己的一点感慨。这虽说是一场地地道道的虚惊，但却反映出了多少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心有余悸的真实心理状态呵！这不是他们的天性，而是历史在他们身心戳下的伤痕，是反复无常的惊涛骇浪所造就的一种心里惯性。为科学扫清道路，必须为科学工作者扫除后怕。另外，人民代表的事情的确应该公开化，就像新选举法（参阅那以后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所规定和现在正在逐渐开始实行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