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  遇到“恩编”

        对提携过自己的编辑当然可以称“伯乐”，但伯乐所“相”的是“千里马”，我敢说自己是一匹千里马吗？对有恩于己的编辑当然也可以称“恩师”，但他们与本书前面（参阅“5.落第”）所述指导我学业的那些专职教师毕竟有诸多不同。对无私帮扶弱者的编辑或可称“好心人”，但那毕竟体现不出其工作特质。所以这里干脆称之为“恩编”，意为“帮助、指导、提携并有恩于自己的编辑”。

        在芸芸笔者中，有一部分是“那块料”，而另一部分渐渐就被淘汰了；在“同是那块料”中，一部分有幸遇到“恩编”的便慢慢上了道，而另一部分最终就被埋没了。莫言要不是在年轻时遇到“永远不敢忘记的”毛兆晃编辑，得到其悉心指导和帮助，得以在《莲池》发表处女作，他会不会中途放弃、会不会成为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不一定。阿来的《尘埃落定》，凡“稍微像样一点的出版社都投过稿”皆遭冷遇，要不是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脚印和策划部主任张福海的力荐，这部能获茅盾文学奖的大作没准就永远压箱底了。路遥在其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连遭退稿后，差点焚稿弃笔，抱着最后一试的心情寄给《当代》杂志，要不是得到主编秦兆阳的赏识，这部后来获大奖的作品肯定（他已经这样决定了）要被付之一炬、随之一位优秀青年作家也就提前退场了。

        我虽然不敢与那些当红作家相提并论，但在坚困的攀登之路上幸遇“恩编”的事还是有的。我的第一位“恩编”未谋其面：下乡头一年在磺厂附属农场新建队时偶尔投一些学习马列理论的所谓“论文”给党报，当然不是遭退稿就是石沉大海。一天有人传话到数里外的新建队说《恩施报》社来电话找我，因新建队无分机只好约我次日某时再到厂邮电所“电谈”。这在偏远的工矿也算是一件“大事”，于是我如约去接了这个“神圣”的电话。听口气对方要么是《恩施报》理论版的编辑要么是位子再高一点的某个负责人，对我多次来稿表达感谢和鼓励，也给予了一些学术上的指点。尽管这次约谈于双方都无任何功利性目的或结果，但对方展现的殷殷关怀和本人受到的感动教益是我永远忘不掉的。

        离开家乡和知青点出来学习工作后，可选择的投稿和联络方式多了一些。比如那篇《幸福的时辰》，要是在以前我寄出后就只能被动地、没完没了地等待下去。但已到武汉工作的我，就可以在适当的时候主动找上门去讨教和索要结果了。

        1979年初我利用寒假，凭着我题材库里收集的一个小段子激发的“灵感”、呆在我任教的顺道街粮校办公室、借着蜂窝煤炉释放的温暖完成了短篇小说《省委书记的侄子》。稿子抄在厚厚的备课本上，按惯例去邮局寄稿时一过秤超重几倍，一算要好几角邮费（当时还不知享受免费投稿的优惠），挂号更贵，不挂号又怕万一有闪失，比搭1毛钱公交往返才2毛贵多了，何不直送《长江文艺》编辑部？

        没想到这次“抠门”成全了我。于是我乘公交穿越武汉三镇和两条大江来到编辑部。接待我的是一位年轻的李姓编辑。根据其口音我还主动与他攀了个“老乡”——属同一地区但不同县。他让我把稿件留下，说初审一旦有结果会及时通知我。我感觉凭这层老乡关系至少不会让我的稿子长期晾在一边或“未审先判（退）”。

        大约过了一周，就接到李编辑的电话让我再去一趟。我想不会是编辑部也“抠门”要不花邮费地退稿吧？我忐忑不安地去到那里，又莫名其妙地被李编辑带到一间独立的办公室，坐在里面的是一位头发有些花白的端庄妇人。经介绍知道她是《长江文艺》总编王淑耘女士，手里正拿着我的“备课本”在翻阅。原来编辑部小说组经逐一审稿并集体研究后，正报请总编拍板将我的《省委书记的侄子》插入已编好待印的《长江文艺》1979年第4-5期合刊。该合刊是为向省文代会献礼而打破按月惯例特别编辑的厚重“珍藏版”。从对话中听出，我的稿子登在第6期当然也可以，但放在给文代会的“大礼包”中更有意义。从王总编亲自召见作者来看这事大约已经定下来了。她只是向我提了些小的修改意见并嘱我抄在规范稿纸上尽快送回。我多嘴问了句：什么样的规范稿纸？

        总编转向李编辑：传峰，多给小代送几本稿纸…

        至此我才知道我的这位老乡编辑叫李传峰（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及《今古传奇》总编、湖北省文联领导等）。我对王总编的慷慨感动不已，夹着我的“备课本”和一大包印有“长江文艺”抬头的稿纸回到汉口（那批方格稿纸让我“精打细算”地“消费”了好多年，至今还有“珍藏”），连夜修改并找了位书法比我好的同事帮忙誊抄，很快便送回到编辑部并赶上了那期合刊。从2月份构思并动笔，到3月份投稿，至4月见刊，总共不到三个月时间，不知算不算快，但在我来说是前所未有的“神速”了。

        这篇属笔名“波峰”（该笔名是在知青点时与黎哥一起取的，大约是受当时能读到的鲁迅、茅盾、柔石、浩然等的影响）的小说发出后果真如编辑们所料引来了不小的反响。也许因经验匮乏、判断力有限，我倒真的没想到。一是我和编辑部陆续收到了一批读者来信；二是多次被改编成剧本，如今还能从我的“藏书”中找出云南省军区创作室改编自该小说的电影剧本《杜鹃花的爱情》、通城县某中学老师改编的同名花鼓戏剧本、湖北电视台文艺部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本（我还因此与改编主笔、该台记者尹建平成了好友）等；三是上了一些文艺“热评”。

• 【相关热评】
• …特别是有不少大胆干预生活，触及人民内部和党内问题，触及现实生活中一些敏感问题的作品，像《班主任》、《于无声处》、《神圣的使命》、《伤痕》，以及近年来出现的话剧《未来在召唤》、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包括我省创作的《打倒贾威》、《贱民》、《省委书记的侄子》、《你走吧》、《研究研究》等，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长江文艺》1979年第10期第3页）
• …近一个时期以来，《长江文艺》接连发表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短篇小说，如《打倒贾威》、《贱民》、《在河那边的村子里》、《你走吧》、《毕大劲的苦恼》、《省委书记的侄子》、《慰问》、《彤云号事故调查》等。可以说，这是两年多来不断奔腾前进的现实主义潮流中的浪花；尽管有的还不够清澈，不够成熟。因能够面对现实，干预生活，揭露矛盾，触及时弊，提出并试图探究当前人们所关心的迫切问题，所以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普遍注意。（《长江文艺》1979年第12期第68页）

        次年我又带着《若是成功了》的习作，进入省文联举办的全省文学创作讲习班边学习边修稿，在那里结识了一批后来驰骋文坛、成就远超过我的文学新秀，还依稀记得有沈宏光、熊召政、刘富道、赵至真、董宏猷、池莉、绍六、方方等（参见图8-3），授课老师有著名作家祖慰、大学西方文学教授杨江柱等。带到讲习班的的习作已经过一轮初选，在那里再经过一段时间的驻点打磨和名师指导一般都能发表。我带去的习作仍署名波峰登在《长江文艺》当年第9期上，不知方方第一篇小说《大篷车上》（发表于同刊1982年）是否也是那次带去的习作。

图8-3  湖北部分中青年作者1980年新春座谈会

（女士右3为时任省文联副主席、《长江文艺》总编王淑耘，其左右为沈宏光和方方； 左4戴鸭舌帽者为编辑部小说组长李传峰、其右为笔者“波峰”）

        这是不是就真的“时来运转”了呢？我是不是就可以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了呢？可接下来的写稿和投稿就再没那么顺利，有时还遭遇“糊涂之败”。比如同样基于题（素）材库里一个段子激发的灵感，我写成了短篇小说《焉知祸福》，经圈内友人热心推荐上了《建工文艺》，拿到手才知是一本内部不定期出版的小说散文集，也不懂内部出版物其实不算公开发表还可以再投。还有一篇叫《情场喜剧》的小说稿，也是写在备课本上寄给了一家外省文艺期刊，不久便收到该刊编辑部寄还的备课本，我心想又是退稿（已习以为常）便丢进了积稿堆没再问津；后来在清理时才发现其中还夹着一张薄薄的信笺，要求笔者用正规方格稿纸誊正后尽快寄回——可此时已时过境迁错过机会了。不过我面临的更大问题是：文学创作须用 “具象”亦即“形象思维”，理论研究倚重“抽象”亦即“逻辑思维”，这两种思维模式很难兼容。我在经历了一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痛苦纠结后，慢慢还是放弃文学转向了经济学，终于与怀揣多年的“文学梦”依依惜别。

        实际上我的“理论研究”著述并不比文学创作晚——如果20岁以前投的那些学马列理论文章也算的话。在发表一些小说的同时，我的理论投稿并未中断。但直到遇到文学“恩编”之后，紧接着又遇到经济学“恩编”，我的论文投稿才开始有了转机。

        1979年初夏，湖北省社科院院刊《江汉论坛》发起了一场关于国有制问题的学术“论战”。也许是想为常年投稿未中的我提供一个机会，该刊经济版主编高映轸研究员来信建议，以我曾投过的一篇未用稿为基础，改写后参与那场“论战”。过去他对我的投稿每稿必回，都亲笔写退稿信，让人感到他是一位极负责任的编辑，以至我的经济学投稿逐渐只瞄准这一家。对此次邀请我当然十分珍惜，几易其稿将原文改写成《国有制不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参战”。过程中我们之间围绕此文修改讨论的往来函件达十几封，足见高老师“诲人不倦”的师德师风。论文发表在《江汉论坛》1979年第4期（双月刊，时间为8月），亦即继《省委书记的侄子》发表之后不久。后来我又在该刊陆续发表了几篇论文。

        尽管我与高老师“笔交”或“神交”已久，但一直没有机会见面。直到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前夕去省社科院打听用人需求时，才第一次见到他的“真人”，而且是我很晚“闯”到了他家里。他热情接谈了我，惊呼眼前的年轻人与9年前想象的“老学者”（其实我那时才20挂零）怎么也对不上号。他不仅答应向社科院推荐我（若我申请的话），还帮我写了封给中南财大李贤沛教授的推荐信以备我将来考博之需。我是踩自行车去的，在踩回华中师大路过一家灯火通明的水果店时突然想起了什么：我夜闯“师宅”竟然空着手、忘了带点“手信”什么的？咳，看我多粗心！多亏对方是不计较这些“礼节”的学者…

        其实我与“恩编”李传峰老师交往多年连一餐饭都没请过他，更别说送“谢师礼”什么的了。与我同龄且同年出道的莫言，还知道背两块共80斤重不要钱的石头步行十几里路，去拜访喜欢花草奇石的《莲池》编辑毛兆晃老师，感动得老两口留他饱餐了一顿，“实惠”（用不值钱的石头换来一顿大餐）和“人情”都让他赚了（参阅莫言《我是从莲池里扑腾出来的》）。我后来总结发现，在传统的中国文化氛围下，“人情世故”在哪儿都免不了。俗话说“人怕当面”。我若不是那次因“抠门”搭公交去送稿得以面见编辑，没准那篇稿子又“照例”石沉大海了。如今我看到一些同行在这方面做得十分“精道”，通过用项目经费组织一些学术活动邀请名刊编辑联络感情，发稿率比那些只知“傻写”“傻投”的人高多了。

        我在这方面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明明知道需要跟人家沟通交往，但“知易行难”。这与我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和影响有很大关系，父母尤其是父亲在这方面的“低能”让他（们）一生吃了不少苦头，连送儿子远行读书找个便车都遭“区别对待”（参阅3.1里的小贴士【累死你龟儿】）。我这一辈子是已经定型难得“长进”了，但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和孩子重蹈覆辙，所以有时也“现身说法”要他（她）们适度重视这方面的训练和培养。